2010年新春伊始，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余热中时，众多苏州企业已经列阵苏州火车站，主动抢起了工源，而这个现象在两年前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我们看报到：广东年后缺工200万，长三角150万，而作为制造企业基地的苏州市，用工缺口在50万。往日熙熙攘攘的枫桥劳务一条街现在门可罗雀，夕日衙门朝南开、脸孔长年阴霾的企业招聘人员，现在改为面向北，主动向求职者绽开了灿烂的笑容；夕日被视为企业最基层、胆战心惊接受企业挑选的一线劳务工，现在也可以扬眉吐气地对企业进行挑三拣四了……这一切的变化是为什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苏州是长三角的制造业基地，从苏州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十几年来，招商引资力度之大，史无前例，园区从一片泽国变成今天的环金鸡湖产业链、环独墅湖高科技与教育圈，而苏州的人口也从原来的不足200万变成现在的户籍人口633万，同时还有数百万未取得户籍的流动人口，苏州就像一个气球，吹出了美丽的光环，同时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求职者，趋之若鹜。而想在苏州谋得一个合适的职位，大学应届毕业生要去参加每年一次的苏州市人才交流会，原来干将西路的展览中心曾因为学生挤碎伸缩门求职而提前关闭的现象，而位于苏州园区现代大道国际博览中心近三年的人才交流会中，2008年元月26日接待了10万、2009年元月17日接待了9万、2010年2月6日接待8万的应届毕业生前来求职，场面蔚为壮观；而作为一线操作工层次的中专、职高甚至初中毕业生，把进入苏州外资企业做一线操作工作为一种荣耀，而想要进入却要通过中介公司，交纳为数不菲的一笔中介费，甚至催生了一条产业链，在内地设立招聘点，设立培训部，收取培训费，有些家在农村的孩子为了跳出农门到苏州来打工，在当地要交纳甚至高达2000元的培训与中介费，苏州地区的劳务公司或人力资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册与不在册的高达600多家，加上黑中介不亚于1000家，而从中也滋生了不少的腐败与不良现象。而这些，都在2010年的春节开始悄然变化……

    2010年初，也就是农历春节之前，苏州的一线工人逐渐出现了用工荒，长期在基层从事操作的工人不愁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发生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2010年1月5日早上，苏州一家上万人的企业因为年终奖与加班费，甚至还有其他说不愿透露的原因，出现数千人罢工，后来动用了防暴警察来处理相关事件，一度造成了工厂附件的交通瘫痪，企业车辆、厂房设施造成损坏；紧接着公积金中心为响应国家号召，改变公积金转移与提取办法，马上就有众利害相关的一线工人，在网上组织要在1月25日去公积中心抗议，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转称公积金他们要交纳不少的统筹，而对于学历不高，不可能在苏州立足，家又是农村的农业户口的初高中毕业来说，转移对他们毫无意义，还不如直接取出变现为好，所以几天跟贴量达数万，当天也的确有不少人到了公积金中心，但是公积金中心提前发放了告会员书，维持原来的政策；2010年1月26日，苏州某日资企业数百名员工手持“加工资”的牌子，在公司厂区静坐，要求与管理层对话；2010年1月30日，苏州某知名500强企业，效益相当不错的企业，也出现了员工要求加工资的罢工事件；2010年2月2日，苏州某效益首屈一指的欧美企业，员工也为了加工资而出现了罢工事件，这些事件说明了什么？

    苏州的用工荒迟早有一天是要到来的，只是早晚问题，这个只是步了珠三角的后尘而已，在东莞数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用工荒，苏州却没有把前车之鉴，作为经验与教训来进行消化，综合来看，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用工荒的成因：

    首先就是从成因的主角——工人层次来分析。随着我们国家人口的不断增长，从70年代末期国家开始有效地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原来的农村家庭，多时一家可以生七八个孩子，而在80年代，这个现象一去不复返，只要生两胎就要罚款，在城市中，此现象更普遍，三口之家屡见不鲜，因为小涉及到孩子教育、住房问题，城市基本上开始进入独生子女时代，在一些沿海的大型城市，甚至出现了人口零增长速度或负增长的现象，这些在20多年后已经显现出它的效力，比如出生率下降、中小学生源减少、学校合并、高考生数量下降等，当然作为一线工人的供应量也呈下降趋势，所以从数量上来讲，总量减少，势必会造成用工的紧张。同时，我国教育进入快车道也给基层用工带来了一定的压力，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年招生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2%，达到153万人，在以后的数年中每年以一定的级数递增，就看高校的毕业生就可以知道，2000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为107万人，而十年后的2010年达到633万人，而作为经济发展走在前沿的苏州而言，2009年高校入学率达到80%左右，这些都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按照传统观念，大学毕业生很少去基层做一线操作人员，首先是毕业生本人不情愿，经过大学四年或大专三年的系统学习，掌握了雄厚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去做一线最简单的手工操作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儿大材小用，所以，很多毕业生走向了一线城市，走了各种企事业单位，坐起了办公室，做起了技术、管理、销售、服务工作，对于所谓的“从基层做起”不屑一顾。同时，作为用人单位而言，也不乐意招聘大学生去充实一线操作岗位，因为大学生眼高手低，稳定性不好，来了也留不住，企业只能作为跳板，而同时，大学生的薪资期望值比高中生要高，企业支付的用人成本也要高，所以他们宁可不用，也不会去招聘大学毕业生到一线做普通操作工，这样的循环还会加剧，这对用工荒会有推波助澜之嫌。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医疗水平的不断完善，人们在疾病面前不再是无能为力，疾病预防与防治的提高推动了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数的10%、65岁以上人口占总数的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2008年底，老年人口1.6亿，占人口总数的近12%，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8%以上，上海到了11.46%，这种老龄化的后果就是适龄工作人口总数的减少，造成劳动力的绝对数下降，企业招工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从用工荒成因的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就是用人单位。作为企业而言，追逐高额的利润是一成不变的目标，企业会用各种办法来降低公司的成本，从而达到此目的。这样势必会造成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降低流动资本（工人身上）的投资，第二种是降低固定资本的投入。从降低工人投资而言，有相当部分企业踩着最低工资水平线在运转，就苏州而言，从原来的750元到850元，直到现在的960元作为基本工资，如果员工不加班，就只有这些收入，而作为生活成本比较高的苏州而言，这点儿钱除了房租与三餐外，所剩无几。所以很多员工努力拼命想加班，去换取所谓的平时加班1.5倍、周末2倍、节假日3倍的加班费，终于可以在收入突破1000元关口了，可是这点儿钱在苏州也只能维持温饱生活水平；终于可以争取到公司三班制的轮班了，上个中班可以有近10元的津贴，上个大夜班可以有近20元的夜班津贴，这样计算下来，综合收入也算不少了，可以达到1500元左右了，可是这点儿收入对于想在苏州改变生活层次来说，杯水车薪。所以才会在网上流传着一篇凄婉的文章——《一个漂泊在外的应届毕业生写给父母的信》，作为大学毕业生的他在城市中的工资不如在家乡做民工的父亲多，过年更不敢回家，还要编造各种谎言告诉家人，自己过得如何好，生活如何惬意，用这些美丽的用谎言来编织美丽的梦想，去告尉家乡的父老，让他们放心，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实。如前所言，作为一线基本操作工，想要进入一个知名度高点儿的企业，还要交上一笔不菲的中介费，往往半个月工资又打了水漂。而作为企业呢，把员工招进公司之后，有些企业真的把他们作为“包身工”来使用，每天工作（算上加班）到12小时，订单忙时可能更多，每个月四天、两天，甚至有些只有一天，员工早出看星星，晚归看月亮，常年不见阳光，有些人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而当身体不适时，有些企业不愿承担这些无厘头的责任，员工又只能选悄悄地离开。所以有个别企业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女生当男生使用，男生当牲口使用”（一线工人自己亲口语），长期的工作与劳累，可能会积攒一些收入，可是他们哪里有时间用这些钱来享受苏州的美景、这点儿微薄的收入，他们如何才能在苏州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如何才能享受苏州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社会福利呢？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如天方夜谭，两点一线甚至三点一线生活成了他们的全部，特别是工作三到五年之后，到了婚嫁年龄的青年男女望房兴叹，最后挥泪斩袖，打道回府，在家里结婚生子，天伦之乐在苏州是难以享受的。作为某些企业而言，除了在招聘上与中介公司联合赚取应聘者求职费外，近几年在苏州兴起的劳务外派对他们来说也是降低成本一个好办法。与中介公司签定《派遣合同》，企业除了承担一定的管理费与保险费外，其他任何事情都由劳务公司来负责，包括工资发放，这些事实造成了员工的收益递减，因为劳务公司是要交劳务税的。而企业一旦想辞退某员工，可以避免一定量的补偿金，这些后续事情就由劳务公司去处理了，而劳务公司自有通天办法，最后的结果是员工有可能拿不到应该得到的全部补偿。而这些社会现象的结果是什么呢？员工没有稳定感、没有主人翁意识，在企业里只能是个最底层操作员，任何人都可以歧视的人，没有了被尊重的需要，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说，他们得不到尊重，就会去找可以得到尊重的地方，所以员工和企业间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成了赤裸裸的雇用与被雇用关系，更不要去谈对一线员工的培训提高、职业生涯规划，企业更不可能把这些钱用在无谓的地方，因为他们不怕招不到员工。而这些诟病的积累，在2010年初爆发，罢工、暴动、集会，甚至中央台的《焦点访谈》也娓婉地“关注”了苏州的这些事情。企业在此之前为什么就没有考虑到如何去留住员工呢？当问题真的爆发时，就成了社会问题。

    作为企业而言，第二项降低成本的办法是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这项看起来与我们的用工荒无关，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到某些企业去看看，为了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资，用了几十年的设备与机器还在运转，如老掉牙的火车一样喘着粗气，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首先是员工的安全设施不到位，因为年久的机械设备没有紧急防护措施，员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工伤，试想一下，出了工伤的员工还能喜欢这样的公司吗？肯定会对企业进一步招工产生影响。其次，陈旧的机器设备势必造成生产率下降，而一线员工的月度考核最直观的做法是计件制，做不了那么多件就直接影响到工资与奖金的发放，变相的降低了员工的收入。近几年苏州的外资企业有一种倾向，合并、兼并、收购风比较盛，换个名字与集团，可以享受点儿优惠政策，少交点儿税，但同时公司要换管理层，势必会影响到基层员工的流动性，因为很多公司的一线员工都是负责招聘的管理层与中介公司的联姻，而并不是公司与中介公司合作，这样也会影响到员工的稳定性。特别是苏宿工业园区、苏通工业园区的建立，苏州也对外扶持了苏北的宿迁、苏中的南通工业园区的发展，有些企业在苏北与苏中设立了分公司或分厂，而在苏北享受同等待遇的情况下，但是生活成本却比苏州低得多的时候，作为一线员工，你会选择哪里？这也为不少企业提供了新思路，为了降低成本，扩大员工源，迁出苏州，进军苏北或中国的大西北，从名誉上来说是支持苏北与中国西部的开发与建设，从公司切身利益来说，降低了用工与运营成本，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员工间的口碑相传很重要，所以有更多的员工就留在苏州以外的地方，苏州就出现了用工荒。

    对于形成用工荒的另一方，虽然说是间接方，但是也不能忽略其责任，那就是市场社会与政府。首先从积极有利的一方面来说，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都在8%以上，按照国际惯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而言，这样下来，我国每年都要新增800万以上的工作岗位，而现在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最多的2010年也只有630万，还有近200万的岗位要有其他人来补充，同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青壮年劳动力的数量相对在减少，所以用工荒的产生也就不言而喻了；另一方面，国家加大中西部的开发力度，特别是对中部的河南、湖北、安徽，西部陕西、山西、四川、甘肃、重庆等省市的基础建设力度之大史无前例，武广高铁、郑西高铁便是例证，同时东部对口援助西部的政策加上中西部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博得众多外资企业青睐，苏州有个别企业已经有动作到苏北和中西部设立分公司，带动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可否认，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会就近就业，生活成本低、关系网络成熟、收入相对值来说就比较可观，加上国家宣传力度与实际扶持，中西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建设家乡总比漂泊异乡要好得多，所以来苏州的劳动力相对要减少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政府监督调控不力的表现，造成了苏州的生活成本上涨过快，逼迫那些即将的成年人不得不离开苏州的原因。最简单的就是房价，苏州2001年房价均值在1000多元，园区湖西核心区域的房子也只不过2000元，而经过疯狂的2003与2004，苏州的房价就一路上飚，直到现在造成均价过万的神话。可以相比一下这十年的工资水平呢？难道2010年的工资水平达到了2001的十倍吗？据苏州统计信息公开网得知：苏州2009年市区居民家庭收入总收入为29345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6320元，而收入构成中，人均工薪收入为17478元，也就是说按人均工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只能买园区不到2平方米的住房，而苏州市财政局发布的数字，2001年苏州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0515元，用住房来衡量，相当于我们的收入水平下降了近四倍，对于一线员工来说，他们需要多少年的积蓄才能在苏州购得一套住房呢？不用说是一线员工，真正园区的白领也有压力，而按照苏州目前的房价而言，估计有近80%的人买不起房。有道是，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成为一线员工最大的障碍时，哪里能够在苏州乐业呢？所以一线员工如水中浮萍般，没有根基就不可能成为所谓的新苏州人，所以招工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苏州有一个比较独特工业园区，伴随着比较独特的公积金制度，从而也造成了园区的房价比区外高1000到2000元的现象，可能大家认为这是比较新颖的制度，可是仔细了解下来，交纳的比例不如市区与新区高，如果你要离开园区呢？有一部分要去补充统筹部分，自己能够转移和提取的部分会受到影响，而这部分钱是员工和企业按照几乎1：1的比例缴纳的，相当于自己储蓄，自己买房与将来养老，而区外的缴纳比例中，个人缴纳的比较少。对于根本不可能在苏州立足的一线员工而言，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实际利益，落袋为安，所以他们是不愿接受这个制度的，一旦被接受时，在离开园区时会有无穷多的抱怨，把抱怨口碑相传，势必会影响员工的招聘。

    另一方面，也我们国家与政府评价政府官员的办法有一定的关系。仕途要出政绩，就要有GDP，就要有招商引资，苏州是个出高官的地方，有的已经到了关键岗位，这个不得不说与苏州的经济发展、GDP的贡献有一定的关系，而没有这政绩的话，估计在晋升上有一定的影响。如何提高GDP与税收，只有通过招商引资，把外资引进过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收取大量的税收，扮靓、扮亮苏州城。而外资企业之所以选择苏州，目的在于当初的优惠政策与量大价廉的劳动力成本，可是近几年苏州的生活与用工成本也在提高，外资也不安稳了，正如某广电总台在一档节目中所言“可能有的外资企业马上西进，当中国的西部开发也卓有成效，用工成本激增时，说不定会跑到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去”；“苏州与杭州同为人间天堂，现在两地的生活与经济水平差不多，但是十年后，苏州肯定要落后于杭州”，为什么？这是外资企业与民族资本的权衡问题。我们都知道，民族资本是不可能离开本土的，永远是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而外资企业不同。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别多，而浙江的普通百姓却比江苏甚至苏南人生活条件好，为什么？这不仅仅是他们会做生意的问题，而是政府对当地民族资本、也就是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重视与发展问题，浙江人外出打工的不多，同时浙江也没有像苏州一样吸引全国四面八方的打工者，浙江人自己经营企业，消化自己本地的劳动力，自己致富，不为别人打工，也不过多招聘外来人员，扎根当地，富甲一方。而苏州呢？能够说得来的民营企业有，但是不多，但是这些民营企业对于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提到张家港，都知道其发展不比苏州差，但是张家港的外资绝对没有苏州多，不过一个沙钢集团却挺进了中国企业500强，对于张家港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柱作用；常熟肯定没有苏州发展快，但常熟的经济并不差，波司登已经走上国际轨道，带动了一方经济；吴江的恒力化纤、盛虹集团及鳞次栉比的棉纺、电缆企业把盛泽一个小镇打造成宝马、奔驰的天下，提到这几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当地的普通家庭“有钱”，而苏州这么多的外资企业，为什么在全国城市生活幸福指数排行榜中却名落孙山？虽然GDP、招商引资、竞争力都排在全国的前列？没有幸福指数的城市如何去吸引更多的一线员工加入呢？

    用工荒还在蔓延，也许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演绎得更加剧烈而已，这也为我们的用工企业和政府提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来留住员工？如何为他们创造更加有利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仅仅把他们看作是赚钱的机器。借助这个契机，正好是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好机遇，以后的技术工人会越来越多，简单的效率低下的手工劳动如何转变为自动化与现代化的制造是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同时，顺应85后及90后的新生代的工作心态，研发与第三产业正好可以搭上顺风车。整个用工荒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珠三角与长三角改革开放后长期形成，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是长时间管理缺失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哪一家企业能够短时间内完成的，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努力克服。（何永文）